1980年,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在上海诞生
http://www.texnet.com.cn/ 2018-07-09 09:33:29 来源:上观新闻
  原标题:揭秘“上海改革开放历史地图”| 1980年,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在上海诞生   1979年春天,颇有远见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·卡丹将时装发布会开到了北京和上海。当金发女郎在T台上撩动长裙,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。“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”,一位记者如此描述。这场发布会给当时上海市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:原来衣服不仅仅是挂在衣架上陈列,还可以穿在人身上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示。   1980年11月19日,上海服装公司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,20岁的徐萍成了其中的一员。这些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,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,影响了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,继而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。   亲历者说   女工到名模,中国到世界   徐萍(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演员):被选入时装表演队之前,我在上海远东钮扣厂从事质检工作。和我一起被选进去的,全都是上海服装公司下属80多个工厂的工人。这场选拔是私下进行的,对女性的身高要求也不高,目测165cm以上就可以了。那时候,   人们并不习惯用“模特”这个外来词汇,而是说“时装表演队演员”。即使说“时装表演”,我也不大懂,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在橱窗里当模特架子呢。   我们这些形体课上连棉袄也不肯脱、穿上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工厂女工们,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,终于在1981年2月9日,在上海友谊会堂进行了首演。   记得当时,我们一位设计师设计了一件露肩的晚礼服,谁也不肯穿,最后落到了我身上。我当时是整个时装表演队里年纪最小的,但也是最开放最活跃的。进时装队之前我就爱自己卷头发,把妈妈买的平底鞋偷偷拿   让修鞋师傅加个高跟。那时,我父母都希望我能参加高考,成为大学生,我却背着他们进了时装表演队。   那件露肩礼服,现在看来太正常不过了,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。我父母得知后跑到后台兴师问罪。父亲说我不应该穿这种坦胸露背的衣服,他说我还年轻,如果踏错了这一步,今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?为了化解矛盾,我们队长徐文渊想出一个办法:把一根用作装饰的飘带缠到我的肩上。   这根“飘带”似乎并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,演出后,来自观众的非议持续不断:“纯粹是奇装异服加美女嘛”,“暴露太多,简直有失体统!”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难过,才刚起步,时装队就遭遇了生存困境,其间甚至还解散过一段时间。还好后来领导顶住压力,保住了我们这支队伍,才有了后来的辉煌。  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3年4月,我们去了北京,在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登台,轰动全城。我们的演出一票难求,场外出现了好多“黄牛”。我们在台上演出穿的衣服,就在旁边的柜台销售,结果市民们争相抢购。公司经理赶紧打电话到上海,运了几十车衣服到北京,三天内一售而空。   最让我激动的是5月13日,我们时装队走进了中南海。中央领导在前排就座,邓颖超也来了。当时我们真的太高兴了,觉得好像这辈子值了!   1984年,根据我们表演队故事改编的电影《黑蜻蜓》上映了,我们在国内的知名度变得更高了。与此同时,我们也开始走出国门,先后在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T型台上,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着装变化。   江之琳(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领队):1982年,我第一次看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表演。当时的观众只能是服装专业人员,能弄到一张票是非常让人羡慕的。整个剧场非常暗,大门关得死死的,场内坐得也不是很满。当时我觉得,衣服非常漂亮,但哪里穿得出去啊?没想到,4年后,我就从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被调到上海时装公司,负责管理时装公司的表演队。   那时候,上海的时装表演队越来越多,除了上海服装公司和我们时装公司,还有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、上海第七丝绸印染厂、上海第一百货等等。我们公司的时装表演队是1984年成立的,第一批模特几乎都是公司的营业员。   1992年,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面向社会招聘,要求18岁以上,高中毕业,女性身高174cm以上。海选当天,来了近3000人,把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。年轻人都争先恐后要当职业模特,但他们的父母中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,觉得这是“吃青春饭”“要学坏的”,希望我们不要录取他们的孩子。   我们的时装队虽然不是最早的,但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名人,包括有“中国第一名模”之称的马艳丽。马艳丽是1993年来的。她来自河南,原是赛艇运动员,因为受伤不得不放弃运动生涯,独自到上海闯荡,选择了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。因为自身各项条件较好,被破例录取并成为这支模特队首个非本地人。1995年,她在首届上海国际模特大赛中一举夺魁。马艳丽得奖后,我们时装队就更受欢迎了,到处都请我们去表演。   我记得当时我们时装队的口号是:“走出时装,走进中国,走向世界”。模特们早上训练,下午上文化课,文化课里有古文,也有英语。   刚起步的时候,一场演出的报酬就5元钱。红了以后,我们接了不少国际品牌的邀请,一场演出一个演员的报酬500元、1000元都是常事。当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走秀,我们还与中国纺织大学(现东华大学)开展合作,策划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时装发布会,在贵都国际大酒店上演。1992年的主题是“东方时空”,1993年的主题是“天地人”,1994年的主题是“青春与海风”。其中1993年的“天地人”,一上来就让观众大惊:模特们看上去好像全都“一丝不挂”。其实,他们是在扮演原始人,身上穿着薄薄一层肉色的衣服,这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大胆的。   很快,我们就打响了名气,从上海走向了全国各地。1995年、1996年,时装队连续两年上了央视春晚。从1993年开始,我们不断到国外演出,先后去了越南、俄罗斯、美国等国家。1998年法国世界杯闭幕式上出现了三位亚裔模特,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队员严筠。   如今,这些模特已步入不惑之年,她们有的在法国、英国,有的在北京、上海。我们如今还常常聚会,大家还是那么漂亮、那么自信。   【成名之后】服饰的变革,也是观念的变革   成名之后的徐萍去了哪儿?1998年,她辞职赴日本留学,两年后重回上海,组建起一支民营时装表演队,常在厦门、广东、深圳、珠海等南方沿海城市演出。再后来,她离开了模特行业,转而做国际贸易。她说她很骄傲,作为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演员,让当时的很多中国人知道,“原来我也可以穿”“原来可以这么穿”。   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。上世纪80年代,喇叭裤和蛤蟆镜打破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,释放了被忽视和压抑的自我与个性。上世纪90年代,超短裙、吊带衫被大胆地穿到了街上。而到了21世纪,人们有了更多元更个性化的选择。中国人身上不断变化着的色彩和式样,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,中国经济的发展、审美趣味和消费观念的演变。   追求美的权利与能力  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总是会经历阻碍。1981年,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首演,被当时的观众冠以“奇装异服加美女”的标签,不被社会所接纳。而到了1983年,他们的演出受到了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肯定,称其“华而不艳,美而不俗”。美联社、加拿大广播公司等海外媒体也给予了关注。   在如此舆论的引导下,当年阻拦女儿徐萍加入时装表演队的父亲,开始接受并支持女儿的事业;当年看演出时觉得“这哪里穿得出去”的人们,开始排队抢购新潮的服饰。   当年,徐萍和她的同事们第一次上形体训练课时,没有人愿意脱下厚重的棉袄显露自己的身体曲线,她们觉得那样“不好看”。然而随着牛仔裤和迷你裙的逐渐普及,女性开始自信而大胆地展露自己的身材。“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,美不是可耻的,美就应该用来分享。”徐萍说。   追求美是一种权利,也是一种能力。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,中国人的衣着观念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想“讲究”也讲究不起来。40年来,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,外国时装品牌的引进和本土品牌的壮大,以及中国人购买力的上升,才逐渐在服饰上有了追求美的能力,有了“不撞衫”的能力。   40年后的今天,上海正在打造“国际时尚之都”,“上海购物”品牌也在逐步打响。人们个性化和时尚化的需求,倒逼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,人们有了更丰富的服饰选择,可以更加自由地装扮自己。   从全球化到中国风   戴美珍是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最早的演员之一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,她见证了人们的审美变得越来越国际化。“那个时候,国外不少大品牌都开始抢着到中国来开发布会,皮尔·卡丹、伊夫·圣罗兰等等都来了。”再加上年轻人都爱看外国电影,里面的主角穿什么,大家竞相模仿。   中国人的衣着被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浪潮。牛仔裤和T恤衫,西服和连衣裙,遍布大街小巷。到后来,人们渐渐发现,从对“个性”的追求出发,却迷失在商品社会里,丧失了真正的个性。徐萍说:“说实话,当时大家都有点盲目追捧,但这也无可厚非,一开始总是要模仿,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东西。”   21世纪,民族服饰开启了它的复兴。汉服热、旗袍热,从中国传向世界。全世界在学习中国话的同时,也穿上了中国风的服饰。本土品牌越来越多地依靠“中国风”征服世界。设计师们更加注重传统面料丝、麻的特质,将服装款式与面料完美结合。与此同时,国际知名品牌也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,中国风的刺绣、丝绸、印花,惊艳了世界。   越来越多长着中国面孔的超模活跃在国际大牌时装秀上,也有越来越多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世界所认可。   从上海走出去的“名模”马艳丽,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由模特成功转型的设计师。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,并走向了国际。在她设计的高定服装中,可以看到不少中国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。今年4月,她的“云秀·香格里拉”系列刚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展示。为了这场秀,她去香格里拉采风四次,那些撞击心灵的色彩和独特的人文风光给了她灵感。她说:“我们的民族有太多丰富的文化可供挖掘和表现,民族服装走向国际舞台,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做好。”   当年新中国第一个时装队里最小的成员徐萍,如今已经58岁了,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。回忆起当时的那段人生经历,她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,便是明白了“什么是美”。她说:“美和漂亮不一样。漂亮是一瞬间的东西,而美是沉淀后的东西,百看不厌。”年轻的时候喜欢国外大牌、喜欢奢侈品的她,现在慢慢地明白了一个真理:“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”。   【记者感言】一条喇叭裤,也能推动时代进步   谈起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衣着,无一例外,所有被访者都提到了喇叭裤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,喇叭裤是挥之不去的时代标签,它张扬的曲线,是改革开放初期日常生活的一种鲜明态度。      20世纪60年代,美国摇滚明星“猫王”把喇叭裤推向了世界,一时间全球年轻人争相穿上喇叭裤。1978年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《望乡》中,一条喇叭裤让电影明星栗原小卷的身材更显袅娜。1980年,中国电影《庐山恋》播出,女主角张瑜穿了一条牛仔裤拍摄海报。     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,那些最早穿上喇叭裤的人,却被扣上“奇装异服”的帽子。在学校,喇叭裤曾被剪掉裤腿挂在校门口“示众”,穿喇叭裤的人受到纪律处分;在工厂,穿喇叭裤曾被警告甚至扣工资。那些最早穿上牛仔裤的人,也被视作“不正经”“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     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放弃他们所热爱的喇叭裤与牛仔裤。他们打破禁忌,大胆表达对个性与自由的向往。潮流已无可逆转,中国服装企业开始生产牛仔裤,并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出口。      无论是提出创建“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”的张成林,还是不顾父亲反对穿上那件露肩礼服的徐萍;无论是在时装队成立之初就计划着“走向世界”的江之琳,还是坚定地从模特转型设计师、打造中国品牌的马艳丽,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都是那些敢于穿上喇叭裤的人,敢于立于潮头的人。他们大胆接受新事物,摸索新的人生道路。      40年过去了,喇叭裤作为怀旧潮流仍然时不时地重新热起来,牛仔裤更是渐渐成了普通的服装样式,人手一条甚至几条,永不过时。即使曾被“污名化”的服饰,穿着穿着也就得到了“正名”。改革之初似乎难免遭遇阻碍,摸着石头,也就蹚过了一条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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